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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意。“城里的学校大,两个教室和老家的一个校园差不多,操场有老家4个教室那么大。”韩明说,第一天上学时,他干急是找不到教室。当然,新学校更多的好处是开设了一些农村学校所没有的课程,比如电脑、英语、美术、音乐等;另外,“对了,广播操也不一样,城里的老师又教了一套新体操,老家的学校还是原来的。”说起这些,韩明显得有些兴奋。小家伙还告诉记者,他现在是学校鼓号队的队员。孩子们的变化让韩万宁夫妇感到欣慰。二女儿韩丹考过全县语文第一,韩明考过全县数学第三,两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也是数一数二的,这让夫妇俩更有信心留在城里。韩万宁喜欢在聊天时说起几个孩子,还会经常提到儿子说的进电脑教室要套鞋套的事儿,不过用他的话说,那叫“脚套”。除了欣慰,寄读在县城的生活费还是让这个家庭有些吃不消。惠宁算了一下,光吃饭、几个娃娃的学费、资料费,省着花一年也得8000多块钱。韩万宁想进城打工,可腿始终很疼,干不了重活儿。“不知道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什么的,也没去检查过”。他去县城找过工作,去过餐馆和建筑队,但都没成。去年,他贷了1万元买了十几只羊,谁知搞退耕还林开始了,山上不让放羊了。为此,他还被罚了两次款,一次2900元,一次2000元,到现在,本钱还没收回来。起初,妻子惠宁在县城摆摊儿,卖小孩裤子,但生意不好只好不卖了,现在窑洞里还压了一堆旧货。不过,最主要的原因还是,她一摆摊,几个孩子的吃饭都成了问题。刚开始时,姐弟3人放学后你切菜、我烧火,自己做。韩万宁看着有些心疼,又怕耽误了娃娃学习。如今,一家人的日常开销都落在了大女儿每个月七八百元的工资上。韩明的英语成绩不好,想上补习班,一次要5块钱。孩子跟惠宁“闹”了5天,最后还是没让去。“一个补都得补,哪有钱!我不想让娃娃说我偏心”。所以,没办法,惠宁只好跟孩子们说,都不上辅导班,买来辅导资料,大的教小的。惠宁说,她现在每天想钱想得头疼。二女儿韩丹要上初中了,这又是一笔开销。同时,她又觉得有点儿亏欠大女儿的。前不久,大女儿跟她说,想辞了工作,干点别的,或者去学点手艺儿,惠宁没答应,现在在县城的开销就指望大女儿的这点工资了。城市学校出现“大班额”压力韩明说,他的班上,大多数学生和他一样,是从农村转学来的。近几年,农村中小学生向城市流动的趋势开始加剧。农村的流向县城,县城的流向大城市;而县城之间、学校之间,学生越来越向一些优势学校聚拢。家住清涧县农村的惠某将3个孩子送到了延川县县城读书。“延川县城的学校教学质量好。”加工销售粉带的惠某听外面的朋友介绍,于是,便陆续将3个孩子转到了延川县城。从大儿子到延川县城上学开始,这家人已经在延川县城住了6年,相继换过五六个住处,有的嫌太远,有的房子拆迁了。3年前,他们搬到了延川县城南关小学对面的一条小巷子里。房间显得狭小拥挤,孩子们甚至没有一个专用的书桌。老大惠康上初一,“喜欢读书”,成绩总在全年级前几名。因为家里没有安静的学习空间,这个15岁的男孩每天总是很晚才回家。他说:“一定要好好学习,考到年级前几名,这样家里就不用掏学费了。”“大儿子学习辛苦,所以每天给他吃一个鸡蛋,一袋酸奶。”妈妈惠红说。对此,小女儿妞妞有意见。妞妞学习成绩也不错。在她的学校里,还有很多像她这样从农村来的孩子。延川县南关小学校长王东娥说,截至今年6月底,全校1500多名学生中,有86%是农村的生源。在乡村学校面临“生源荒”的同时,一些县城甚至城市学校,出现了学生多教室少,甚至“大班额”等问题。一直以来,县城学校“大班额”问题一直困扰着子长县教育部门。据该县教育部门统计:在2003年开始的教育布局调整以前,县城小学平均每个班95人,最大的班级有120多人;高中平均每班85人,最多的达100人。所以,教育布局调以前,县城小学平均每个班95人,最大的班级有120多人;高中平均每班85人,最多的达100人。所以,教育布局调整开始后,撤并乡村小学的同时,在县城又投资新建一所初中,一所小学,解决“大班额”问题。被挖到大城市的“尖子生”县城学校的学生也同样面临生源流失的问题。清涧县昆山中学被认为是当地最好的初中,占据了该县大部分优秀生源。尽管这样,这所学校的学生数量也在逐年下降。据该校统计:2005年至2006年,学生一度达4800多人,还开办了高中部。后来,高中部因“效果不好”、生源问题而被迫停招。截至2009年7月,学生人数下降至2600余人。“学生一到初二就开始流失。”该校一位姓白的副校长说。去年秋季开学,原本初二有16个班,升入初三时,只剩下了12个。“有的双差生退学了,还有一部分转学了。”此外,有一些大城市的重点中学,一到初三,就开始在各地“挖尖子生”。张明(化名)原来就读于昆山中学。2008年12月,正在读初三的张明突然听妈妈说,西安的学校来招人了,本不愿意去的张明在父母的强烈要求下参加了考试。那年,和他一起考到西安的同学有9个。2009年春季开学,张明来到西安,就读于西郊一所重点中学,开始了他的寄读生活。“不是父母要求去,我还不想去。”张明说,如果家乡有这样一所重点中学,他也不会选择来西安。新班级有57个学生,全部是从省内其他县市招来的。刚开始,张明状态很不好,有点想家,而且“老师为了赶进度讲得比较快”,张明有点听不进去。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个月。再后来,整个生活便淹没在紧张的中考复习中。唯一觉得不好的是,“就是学校的饭菜太贵,一天得15块钱。”来自韩城的徐青(化名)一直很渴望到西安上学,理由是“老家那里太乱,没法安心学习”。初二那年暑假,经老师介绍,徐青参加了招生考试,最后缴纳了3000元,进入了西安一所重点中学。后来,听新班级的同学说,他们的学费不等,还有5000元和7000元的。来到学校后,徐青很快便融入了新的环境中。“我们这是一个特殊的班级。”徐青说。他发现:“刚开始,大家潜意识里都很无助,身边的人都渴望交朋友,而且越多越好。”“为什么感觉很无助?”记者问。“都是离开家的啊,身边没有父母,只剩自己了。”这是在以前的学校所感受不到的。“大家都是离开家出来自己生活的,所以互相关心得多一些。”徐青说,宿舍的5个同学相处得特别融洽,“我们好像是一个大家庭的,很多事情都互相帮忙,比如借钱……”在这里,除了学习,他们还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。不过,有时也会想家,尤其是生病时。“那次发烧烧到40度,特别想父母,什么都不想干……”徐青说。不过,因为怕父母担心,他没敢告诉他们。那次,全班的男生都跑来看他,让他觉得心里很温暖。在整个采访中,记者接触过3个这样的学生。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,如果老家教学条件和城里一样好,绝不选择这么早就离开家乡,因为毕竟那里有他们的家,有他们的亲人和朋友……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上一页下一页
[导读]几年过去了,从某个角度看,农村教育出现一种颇为奇特的衰败景象:乡村小学越来越“小”、老师越来越老、学生越来越少,甚至在一些学校里老师比学生多,最终不得不“关门大吉”……调查报告·寄宿生五岁离家上寄宿小学原声实录“中国的农村教育,进入了又一次变革……起初,我以为布局调整就是简单地撤并,然后把学生集中起来上学,可现在发现不是这个样子,最难的还在管理。”——子长县教育局局长杨永春自从2001年提出办寄宿制学校以来,随着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加快,寄宿制学校越来越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的主流。就像当年“普九”时大规模地建校一样,当下的布局调整撤掉了一所又一所山村小学,试图将分散的学生集中在规模较大的寄宿制学校上学。尽管这样,也有人对目前寄宿制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态势存有疑虑,它能否成为将来农村教育发展的方向?史家畔中心小学有56个寄宿生。如果早两三年,这些孩子完全可以在家门口上学;而现在,他们被集中到了同一所学校。教育部门认为,这样是为了农村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。而且,这场“裁撤并”大潮,早已在中国各地的农村展开。对于延安市子长县教育界来说,2003年是个分水岭。上世纪90年代的“普九”大潮中,这座地处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小县城,学校数量一下子激增至321所;而之后几年,新一轮布局调整开始,学校的数量又迅速缩减至61所。这是中国近20年农村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。经历了大兴大撤后,兴办寄宿制学校又被认为是农村教育未来的出路所在。孩子们的寄宿生活尽管关于儿童是否应该过早地寄宿至今仍存争议,但实际上,寄宿制学校已在全国遍地开花。史家畔中心小学便是其中的一个。这所位于两山之间、柏油路边上的学校,距离子长县城约十多公里。2009年春,子长县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全面展开,史家畔中心小学配备了宿舍楼、食堂等,被扩展为一所寄宿制小学。那个学期,这所学校招收了56名寄宿生。这些孩子来自附近7个行政村,最大的12岁,最小的只有5岁。2009年6月11日,孩子们寄宿生活中最为普通的一天。一栋两层小楼,一楼是教师办公室,学生宿舍在二楼,与教学楼相连。每间宿舍,配备了同样的架子床、储物柜,洗脸盆床铺整洁,毛巾被统一挂在了梳妆镜前。不一样的是,每间宿舍的墙上,贴了绘画、剪纸等不同的图案。这些绘画剪纸,都是在生活老师的指导下由孩子们自己完成的。“你看看,这是不是比大学宿舍好。”校长吴维说,这些全都是政府掏钱配备的,孩子们一来到学校,就免费配发给他们。和城市的学校不同,农村学校的作息时间因农民的作息时间而定。下午3时,放学了。其余的孩子都回家了,寄宿生迅速在餐厅门口排队打饭。很快,餐厅门口就排起了长队。5岁的郭艳站在队伍中,冲着照相机镜头憨笑。这个还没有打饭窗口高的“小不点”是学前班的学生,也是这里年龄最小的寄宿生。饭堂师傅将手伸出窗外,将饭盒递到郭艳够得着的高度。大多数孩子都会端着饭碗到餐厅里,围在大圆桌前吃饭。七八个不愿意去餐厅吃饭的女孩子,蹲在教学楼下的一片空地上,说笑着吃着。饭后,是校园里最热闹的时间。水房外,一群吃完饭的孩子站在水池边洗碗;年龄大一点的孩子,负责打热水。在这里,孩子们必须学会生活自理,自己起床、洗脸、打饭、打水、洗碗,甚至洗衣服。5岁的郭艳也不例外。这是老师们乐意看到的。他们希望通过寄宿生活,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。当然,有些事情生活老师必须帮助他们完成。“年龄太小的孩子不会叠被子,我们生活老师帮忙叠。”霍艳艳说。对于11岁的女孩张霞来说,改变并不仅仅是这些。来这里之前,她每天必须走半个小时的沟路去上学,而且“老师也没有现在的好,这儿还上了英语课。”这正是寄宿制学校最被肯定的作用,它解决了很多农村孩子上学“两头黑”的问题。为了我们的孩子不掉队一年级班主任李润林,是从已经撤并的山村小学调过来的,能够更为深刻地感受到撤并前后的巨大差异。2002年,19岁的李润林被分到了距离史家畔中心小学20多公里的曹家坪小学。那是她中专毕业的第一份工作。可是,原本对教师生涯充满幻想的她,看见学校的第一眼心就凉了。从她家到学校,需要乘车,再步行5公里路。学校位于村子中间,在她和另一个女教师去之前,只有一个男老师和七八十个学生。没有足够的教室,每两个班级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课。“当时,心里很不是滋味”。李润林和一同被分去的女孩有些失落。那天,俩人什么生活用品都没带,男老师给了俩人两袋方便面,这才解决了当天吃饭的问题。晚上,俩人从村妇女主任那里借了被褥,睡在学校的宿舍里。“一到晚上就害怕。”李润林说。宿舍曾经被偷过两次。后来,同屋的女孩调走了,李润林只好寄住在一个村民家里。那段时间,李润林变成了全能老师,语文、数学、英语什么课都上。2006年,李润林结婚后,就调离了那里。再后来,学校的人数越来越少,最终被撤并。上世纪90年代的“普九”进程中,子长县农村学校的布局情况遵循国家原来的以“乡”、“村”为单位设立小学教学点的政策,新建和修缮了很多校舍。据子长县教育局统计,2002年全县有中小学校321所,其中农村小学233所。仅“普九”期间,新建校舍78所,改扩建学校84所。“普九”给这座县城留下了1659万元的债务。另一方面,城乡教育的不均衡发展,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带走了农村相当大一部分生源,导致农村学校的孩子越来越少。据说2008年春季的一天,子长县县长兰孟偃去该县白于山区腹地的一个小山村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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